2013 年的除夕那天，阳光非常好，我和往年一样，回到了家乡，这是一座千年的古城，虽然老宅子平时没有人住了，不过我还是经常怀念这里，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回到这儿。

　　中午的时候，我正在亲手下厨给儿子做糖醋鲤鱼。儿子忽然在外面叫我：「爸爸，安徽的冤案来了。」说着，他走进厨房将我的电话送了进来。

　　我的通讯录中有很多奇怪的名字，不是什么「河北杀人」，就是什么「广西」，或者「河南申诉」，还有像打电话来的「安徽冤案」，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名字。其实这些电话，都是属于我接手的案子的当事人，为了方便我知道来电者身份的同时立刻联想起案情，我才这样备注他们的电话号码，当然，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这是谁的电话。

　　张高发是安徽歙县人，他的儿子和弟弟曾因涉嫌杀人被判处死缓和 15 年有期徒刑，张高发一直在为他们申诉，两个当事人在新疆监狱待了快 10 年，而我接手这个案子，已经有两年了。

　　我以为他只是打电话来说新年快乐，就顺手接过电话，准备和他闲聊几句。还没等我开口，张高发就在电话那头激动地说：「朱律师啊，我们刚刚收到邮递员送来的浙江高院的一份特快专递，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听到这话，我立马走到院子里对着电话说：「不要激动，你从第一页念到最后一页，一个字都不要漏掉！」。

　　张高发念的，是一份浙江高院邮寄来的法律文书，是我代理的这个张高平、张辉杀人一案的再审决定书。

　　我看到了客厅里已经去世的父亲和母亲的照片，还有香案上「祖宗昭穆神位」的牌匾，想到这两年多来，为了这叔侄俩的冤案我多次下江南，收集证据、材料。不仅如此，我还曾经被赶出法院大门，受尽屈辱，无处伸冤。想到母亲生前教诲我《朱子家训》中「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施惠无念，受恩莫忘」的情景，又想到冤案即将平反，压抑了两年多的怨气一时间冲上心头，我「啪」的一声把手机摔在院子里的一块石碑上：「苍天啊，大地啊。苍天啊，大地啊……」！

　　那是 2010 年 11 月 24 日，天气非常冷，当时我在河南洛阳为一个冤案当事人讨论国家赔偿事宜。

　　下午接到一个电话，是安徽歙县一个叫张高发的人打来的，他之前也打过我的电话，不巧的是，我每次都在外地出差，没能和他见上面，这一次也是这样，我又不在北京。

　　大概晚上十二点的时候，我找到张高发住的「宾馆」，说是宾馆，其实是在郑州市南郊的一个简易的路边汽车修理部，狭小的院子里停了几辆破旧的面包车，一盏昏暗的白炽灯在寒风中摇晃着，我看到一块标有「客房上楼」的牌子，却一直找不到楼梯。

　　可能所有的人都睡着了，我问有人吗，也没人搭理我杭州抓龙筋会所，我只好绕着这个二层小楼走，小楼非常的老旧，围墙上喷了好多「拆」字，我绕了快一圈，终于在最深处的围墙边发现有一处铁架子焊接的楼梯。我准备上楼梯看看，第一脚就踩出「咔嚓」的声响，我生怕楼梯不结实会掉下来，就一只手扶着墙边的扶手慢慢往上挪。扶手是铜管做的，还生着锈，手摸上去冰凉冰凉的，锈迹还非常棘手。

　　二楼的第一间房，就是张高发在电线」客房，我看门并没有关严实，就边敲门边推门进去，里面一个老头看到我之后，连忙站起来问：「可是朱律师啊？」我答道：「是，我就是朱明勇律师。」！

　　进了屋里，我仔细打量着这间房子，屋子大概不到五六平米，门边上是一张单人床，既没有卫生间，也没有桌子。张高发从一个已经拉不上拉链的黑色皮包里，掏出一叠材料，就准备给我讲案子。

　　我就对张高发说：「你带着材料，住这么一个连锁都没有的房子里，这也太不安全了，万一材料丢了，怎么办？」！

　　我一听就明白了，他这是没钱了。没钱没什么，不过这地方确实也坐不下去，而且灯光也太过昏暗，我连材料都没法看，于是对他说：「你把东西收拾一下，我带你换个安全的地方。」？

　　十年前，张辉、张高平叔侄二人拉货外出，途中带了一个搭便车的同乡少女。到地方后，少女下了车，却被而死，两叔侄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

　　他说：「朱律师啊，你是个好人啊，你把马廷新的案子都打赢了，一定要帮帮我们啊，我们与他一样的冤啊。新疆有个检察官也很关心这个案子，是他叫我们来找你的，我们找你找的太不容易了，都找了两年多了！」。

　　他说起检察官，我心里起了些怀疑，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案子判了，人在服刑，基本上就没检察官什么事了，而且这年头，很少有人会如此倾力关注一个申诉的案子。

　　张高发看到我疑惑的眼神，他兴致来了，说：「朱律师啊，大漠检察官还真是有好人啊，真是他让我们来找你的啊。」说着他从包里找到一张纸，上边写了几行字。

　　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人的名字，张飚，下面还有两个电话号码，一个座机，一个手机。旁边还用小字写了一行上班时间。

　　一般的公职人员留给当事人的电话只会是办公电话，很少留下手机号码的。我的职业敏感告诉我，办案人员主动给当事人留手机号码的，十有是有什么不良企图的。

　　但是看着他那真诚的样子，我不想打击了他，也许，「大漠深处」的那位或许真的是十之之外的，那十分之一的好人呢？

　　那一晚我们谈了很多，当他讲到这么一个细节的时候，我一扫疲惫，立马来了精神：张辉、张高平的案子里有一个证人叫袁连芳，这个袁连芳和马廷新案子里的证人袁连芳是同一个人！之前我找过他，但是这个人神秘的很，最后也没找到。

　　在马廷新案件中，这个神秘的证人袁连芳曾经作证证明「同号犯马廷新神态自若地向我讲述了他的犯罪经过」。

　　但是几次庭审，这个神秘的同号证人都没有出面。今天，在张高发讲述的这个冤案中，这个神秘的证人再次出现，同样，他的证词也以「同号犯张辉神态自若地向我讲述了犯罪经过」的方式出现在判决书中。这样出奇一致的「神态自若」句式让我一瞬间确信，这，肯定又是一个冤案！

　　我站起身来对张高发说：「材料我先拿回去看看，你放心，这个案子我会想办法，明天上午我再来看你。」？

　　此时双手捂着头坐在床沿的张高发一时竟然没反应过来。也许是他太累了，从安徽歙县到黄山，从黄山到合肥，从合肥到北京，从北京到郑州，马不停蹄，连续的奔波令这个年过六旬的老人有点吃不消了。

　　看到我要走，他赶紧站起来说：「那谢谢朱律师啊，我从老家带了歙县的特产，一条火腿，专门送给你的，您拿走吧。」。

　　我这才注意到，张高发随身还携带了一个编织袋，包扎的很紧，封口的一头还绑着一个小木棍子，他就是这么挑着来的。

　　我也没怎么听清楚，就听到这是一条火腿，还在想火腿不是金华的特产吗，怎么歙县也有。就顺口说：「我带着这个也不方便，你还是带回去吧。」？

　　张高发急忙说：「朱律师啊，你就是我们的救星啊，这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啊。」看他这样真诚，我也只好改口说「好的好的，谢谢你了，你回去后等我消息吧」。

　　这个晚上，不，这个凌晨，大约两点钟的时候我才回到住处，我再一次将张高发带来的材料看了一遍。「袁连芳」这三个字停在我的眼前，我的心情变得非常地沉重，这个名字一出现，我已经知道这是个冤案了，不过，这个冤案，我该从哪里下手？我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我能像马廷新案那样，给他们也翻案吗？

　　到了凌晨三点，我看完了案卷，当时就发现此案的疑点实在是太多了，第一：全案定罪仅有口供，无任何物证，而且两人供述的作案细节有多处不同。第二，两人若有歹意，何必等到被害人到了杭州联系其朋友后再杀人？第三：在中国的伦理道德规范中，亲叔侄一起作案一名女性，不合情理。第四，最为关键的是，受害人指甲里检出的 DNA 混合谱带根本就没有张辉、张高平的。

　　总结出这几点问题，特别是研究过袁连芳之后，我脑海里已经在设想冤案平反的场景了。不过该怎么做，我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烦闷之余，我连发四条微博。

　　1 一位 60 岁的老人从安徽赶到北京，用木棍挑着一块火腿和一包申诉材料，都是给我的。可是他到了北京却找不到方向，通过助理才知道我在外地，于是老人又马不停蹄地乘火车赶到我所在的城市。刚刚看完他的材料，绝对的冤案，而且差一点两条人命归西。我心急如焚。的确，我真的无力承受这样一起又一起的冤案。

　　2 他住在 30 元一晚上的「宾馆」，我踏着铁皮楼梯，在昏暗的灯光里找到房间，一看房间里仅仅有一张单人床，不仅没有卫生间，还没有门锁，两个人都站不下。我怕不安全，开车带他到一家快捷酒店，120 元一晚。在这里听他讲述一起惊天的冤案。我说申诉案子难度太大，不成想说着说着，这位老人竟失声痛哭。

　　3 一审、二审的律师都做的是无罪辩护，一审死刑，二审改判死缓。通过判决书我感觉到二审法官心里绝对知道这是一起冤案。但是还是判了死缓。此案申诉需要到新疆的南疆和北疆调查，需要到安徽和浙江调查，他一个农民，为此案从 2003 年奔波到现在，没有任何进展。是检察院告诉他一定要找到我才有希望申冤，我行吗？

　　4 我在想，有多少冤案可以再审，又有多少冤案在继续发生。每一起冤案都有惊人的相似，那就是刑讯逼供。太晚了，我没敢直接说「不」。说明天上午再谈，我需要考虑，我是否有信心接受这起案子，我需要考量我的良心是否还允许我拒绝。多等一天对于他而言都是煎熬。而揭露这起冤案需要的是何等的勇气和艰难。

　　一夜未眠，我不停地翻看卷宗，寻找突破口。多年来我接案子有自己的标准，只有真正有冤情的，当事人信任的，我有时间的，我才会考虑接下来，而且不会给当事人任何承诺。

　　但是我从来没有把做律师要赚钱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情，张高发告诉我的这个案子，我知道，他们家里几乎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了。要想申诉，不要说成功，起码的基础——前期调查工作也需要不少费用。当事人远在新疆服刑，委托人在安徽，案子发生在浙江，证人在河南…？

　　但是，听完这个故事，一股热浪在心中澎湃而起，我决定接下此案。因为我已经确信这是一起绝对的冤案。

　　天色放亮，我匆匆吃了点早餐就又去到张高发的房间，告诉他：「这个案子我接了，你回去吧，不要到处、申诉了。既然我接了，我就会办到底，但是时间也许不会那么快。」。

　　听了这话，张高发似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迷迷糊糊地握住我的手说道：「朱律师啊，真的啊，你接这案子啊？」！

　　我又强调了一次：「是的，接了，我接了。看你们申诉了这么多年，也很不容易，我帮你们打这个官司。」？

　　2010 年 11 月 25 日，我的情绪特别复杂，一整天我都处在一种高度的兴奋中，同时联想到案件中的种种奇怪的事，我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和恐惧。一条又一条鲜活的生命悲惨地消失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人在遭受酷刑。真凶抓不住，冤狱继续上演，无辜者申诉无门，「英雄们」纷纷挂上奖牌，真他妈的荒唐！

　　正是经常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我才每时每刻的要求自己，无论任何时候，我们做律师的，必须要坚守良知，遵守道义。就算是到了无力回天的境地，我们也必须尽到自己的所能，把自己能看到的、手里能把握的冤案平反！

　　查阅当时的微博，能够看到，我在中午十二点写道：送走安徽老人，告诉他我会尽最大努力，但是到底会是什么结果真是难说。老人说这么多年以来申诉此案也被很多人骗过，他是个农民本来就没钱，还被人骗。这世道！昨晚上见面他连我的律师证、身份证都没看，就把材料给我了，开始讲案子，万一遇到个截访的，唉，诚实的中国农民。让我担心，揪心。

　　我知道我的内心已经点燃了一团星火，尽管微弱，但是依然有光，依旧温暖，它照耀艰难的旅程。那星火是克服恐惧，战胜的一线希望。

　　之后紧接着我又发了一条自己才明白的微博，给自己加油：感谢跨省、感谢追捕、感谢陷阱、感谢喝茶、感谢监控，它让我们学会做一个充满风险与魅力的、真正孤独而坚强的刀尖舞者。

　　说起这个案子，真的太荒谬了，案发那年，是 2003 年，非典疫情肆虐杭州，一时间所有人都很害怕，恐惧在人海中蔓延。成千上万的人因疑似感染而被隔离观察，数百人在严密监控的病房里孤独地离世，一时间人们紧闭家门，出门就带上各式口罩，想要躲避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死神」。

　　安徽歙县，古徽州。这座古城并不因为它的古老而显得轻松，它和全国一样进入了紧急状态，各进出城区的路口都设置了消毒站和关卡。

　　但是这一切，都没能阻拦歙县人张高平和张辉的生意，两人是叔侄关系，合伙跑大货车运输。张高平是叔叔，张辉是侄儿。他们看准了很多同行都不敢出门的机会，商议着赌一把性命，乘机跑几趟上海，多赚点钱回家。张高平的女儿正在上学，而已经 28 岁的张辉正等着筹办婚礼，这些都需要钱。

　　5 月 18 日晚，出城送货的张高平和侄儿张辉在「老竹铺」小镇的检查站被拦下检查，他们和各种出城的车辆混杂在一起，排着队，等待检查放行。

　　他们的卡车快要排到出城队列最前端，正等着检查时，检查站的一位熟人敲响了车门，原来这位张高平的熟人请求他们将同乡少女王冬顺路捎带至杭州。检查站的工作人员知道他们前往上海必经杭州。一向热情的张高平未来得及和张辉商量，就同意了。

　　就这样，这个叫王冬的女孩提着自己的一个小手提包上了车，张辉只好让出副驾驶的座位，跑到后排的一个狭窄的卧铺空间里睡觉。

　　路开到一半，叔侄二人吃了晚饭，女孩下车自己买了一袋昌化豆腐干。到了杭州汽车西站的时候，已经是 5 月 19 日凌晨 1 时 30 分。张高平特意让女孩用自己的手机联系了亲人，电话那边的人要她下车打的前往钱江三桥会面。

　　半夜下车，让年长的张高平有点不放心，出于善意，张高平表示可以将她捎带至离钱江三桥更近的艮秋立交桥。

　　女孩下车时，叔侄俩又怕女孩万一联系不上亲戚，还是有点不放心。张辉就将自己和叔叔的两个手机号和一个家庭电话号码写在了王冬的小本子上，告诉他万一联系不上亲戚，一定要打电话联系。

　　次日凌晨，朝阳从地平线升起，叔侄俩车到上海，卸完货，洗完车，稍微休息了一下即返回安徽，沿途叔侄俩轮换开车，盘算着他们下一趟的生意。

　　搭顺车的女孩下车后并没打来电话，叔侄俩也忘了这件事情。他们依旧在皖浙沪之间相同的路线上穿梭往返着。

　　5 月 23 日夜晚，他们一如既往再次前往上海，还是上次搭载同乡少女王冬的那个「老竹铺」非典检查站，车被叫停了。张高平正想着又是谁要搭顺风车，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当他停下车打开车门，一只黑洞洞的枪直接抵在了他的脑门上，一股寒气顿时贯透心底。他这才看清车下已经围上来了一帮，有的操着安徽本地口音，有的操着浙江口音。

　　这是在 18 们捎带那个叫王冬的女孩 4 天之后发生的事情。这天晚上，张高平、张辉被杭州警方抓获。

　　警方记录显示，5 月 19 日上午，年仅 17 岁的王冬，尸体在杭州西站附近的留下镇东穆坞村被发现。「头颈部反套黑色无袖背心，下身赤裸，仰卧在水沟内。」？

　　自然这两位捎带王冬从安徽到杭州的叔侄俩成为了头号疑凶。叔侄联合奸杀同乡未成年少女的消息一时间在歙县小城疯传，而最发愁的，除了张氏叔侄的亲人，就是刚拿到律师证的王亦文了。

　　这起命案的来临，对于王亦文来说不管怎样都是一个大单，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接手的第一个大单，日后竟然成为一起轰动全国的案子。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案子办起来是如此棘手与艰难，竟耗费了十年时光！

　　张高平妻子告诉王亦文，以往叔侄两人送货，她会时常跟车。张高平被抓那一天，她也在车上。凑巧的是，捎带王冬的那天，她却没有跟去。也许是造化弄人，从上海返回之前，这个爱干净的女人特地清洗了卡车坐垫，这也成为「神探们」后来怀疑叔侄俩作案后清洗作案第一现场的理由。不仅如此她还洗掉了 5 月 19 日凌晨，卡车驶出杭州城的收费票据，而票据上的时间也许可以证明叔侄俩根本没有时间作案、抛尸。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张高平和张辉被判罪后不久，这个洗掉了无罪证据的同时又制造了有罪嫌疑的女人打掉了肚子里四个月的胎儿，改嫁了。

　　第一次会见张高平的时候，王亦文近乎绝望地发现，一点线索都没有从王高平那儿拿到。除了埋头哭泣，这个被控杀人的中年男人，几乎不愿回答任何问题。

　　一旁做记录的助理愣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张高平，钢笔从手中滑落坠地。门口不停踱步的，叼着香烟的嘴角时不时撇出一丝莫可名状的微笑。

　　犯罪事实如是描述：「王冬借用张高平的电话联系亲友时，一旁的张辉听见对方无意立即前来接人，顿生邪念。他向叔叔提议要『搞一下』，张高平默许了。于是，张辉抓住王冬的手，试图亲热。王冬反抗，张高平立即帮忙按住了腿。女孩发出求救的呼号，张辉一手掐住她的脖子……最终，张辉得逞了，女孩窒息而死。」？

　　王亦文觉得荒诞。在受熟人之托捎带王冬进入杭州之前的 4 个小时内，两人都没作案，偏偏在借手机给死者与其亲友通话后「邪念顿生」。难道他们要故意留下详细的破案线索给警方吗？

　　不久，张高平由浙江省看守所换押至杭州市看守所，王亦文律师再次前去会见时，张高平的反应与前一次完全相反。

　　张高平露出了胳膊上密密麻麻的「烟疤」，随后讲述了从 5 月 23 日到 6 月 17 日的遭遇。不给吃、不给喝、烟头烫、吹空调、「站马步」「吊大秤」「金鸡独立」、牢头狱霸的折磨和恐吓…？

　　诡异的是，当张高平的「认罪材料」交出去后，再也没有人来提审他了。他更不知道的是在这场「无懈可击」的侦查预审中，背后的操盘手正是公安系统唯一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号称「浙江神探」的杭州市公安局预审大队长聂海芬。

　　王亦文向检察官提交了书面意见：「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存在重大刑讯逼供嫌疑，应对张高平身上的『烟疤』进行鉴定，以确定系刑讯逼供所致。」不久，杭州市检察院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

　　12 月 17 日，忐忑不安的王亦文等到了承办检察官赵琳洁的电话，说案件又移送至检察院，有关鉴定结果也已出来。

　　上天似乎有意让他体验在沮丧与兴奋之间轮回的快感。一份《杭州市法医学会关于 DNA 鉴定报告》被他眼角的余光扫到。报告的最后一行，赫然写着：所提取的王某（即死者王冬）其余 8 个指甲中末端检验出混合 DNA 谱带，可由死者王某与另一男子形成，排除由死者王某与犯罪嫌疑人张辉或者与犯罪嫌疑人张高平的 DNA 谱带混合形成。

　　按照当时的刑事诉讼法，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复制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而这份 DNA 不就属于「技术性鉴定材料」吗，为什么不准复印？这一疑虑瞬间闪过，王律师还是小心翼翼地提出「那我抄一下」。

　　转眼就是冬天，那一年，黄山脚下和西子湖畔似乎一样寒冷，看守所里的张辉、张高平和在老家火炉旁等待消息的王亦文一样度日如年，他们在冰与火的煎熬中，等来的不是放人的消息，而是杭州市检察院的补充侦查决定书。

　　10 年前，刚拿到律师证的我在河南已经开始介入与千里之外的张氏叔侄案有着诡秘勾连的马廷新灭门血案。

　　执业一年的安徽律师王亦文正如同我十年前刚出道时对待案子的精神一样，他选择了坚持，他对张家人说：「即便再熬半年，也值得。」？

　　在熬的日子里，他梳理着受理这个案子以来自己所付出的努力，越想也越感到怪异和来自各方的莫名的压力。

　　他想到了前往杭州查阅张氏叔侄卡车驶出杭州的二桥高速收费站时的录影，寄期望以此判断张辉、张高平是否具备作案时间。

　　他开好调查介绍信赶赴杭州，在收费站办公室递交介绍信，提出「调查 2003 年 5 月 19 日凌晨 1 时 30 分到 2 时 30 分时通行车辆中是否有皖 J11260 号解放牌货车」。

　　「确实没办法。我没必要骗你。你运气太差，刚刚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开始手工记录车牌号后三位数字。以后来查，还可以查到通行车辆车牌号的手工记录。这是刚刚才有的规定。」！

　　走出收费站办公室，王亦文想，宁波的公安为了办案能来杭州查车辆通行记录，杭州本地发生了命案为什么公安就不来查呢？

　　再联想检察官并不想让他复制他认为可以绝地翻盘的 DNA 鉴定结论，还有看守所中张高平的一次又一次哭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2004 年 2 月 26 日，杭州市检察院以张辉、张高平致未成年人死亡为由，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开庭前，王亦文再次会见了张高平。收到起诉书后的张高平格外平静，似乎比他的律师对庭审更有信心。

　　「给我喝一口吧。」临走之际，他忽然盯着王亦文手中的半瓶矿泉水，提出了唯一的请求。「这水甜啊，里面喝不到。」？

　　到了那天，张高发和家里的几位亲戚被挡在了法庭大门之外。而法庭里面，王亦文这个刚刚执业一年的年轻律师应对着经验丰富的公诉检察官，在全力搏杀。一整天的交锋中，检察官并未出示那份在王亦文看来性命攸关的 DNA 鉴定报告。他只好斗胆在法庭中向法官提出严正。在这般现在看来纯属「死磕」的精神震撼下，杭州市检察院的出庭公诉人才不得不拿出那份被王亦文记下了内容和编号的「技术性鉴定材料」。

　　检察官极不情愿的念出这份报告，然后发表了一段认为这份鉴定报告与本案无关的质证意见。DNA 鉴定结果都和本案无关，听到这个意见，王亦文顿时蒙了，不过那还不是最令人觉得荒诞的，最让人觉得荒诞的，是一个陌生证人的出现。

　　公诉人指称，这位名叫袁连芳的证人系张辉在看守所关押期间的同监犯，他向法庭出具的证言证明，张辉曾在关押期间「神态自若」地讲述了自己杀人的往事。而张辉却当庭表示，不知道袁连芳是谁，请求法庭传唤，当面对质。

　　开庭一个月零十天之后的 4 月 21 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下达，张辉死刑、立即执行，张高平无期徒刑。在这份判决书中没有采信那份证明案件与张氏叔侄无关的鉴定报告，但是却采信了张辉并不知道是谁的那个同号犯袁连芳的证言。

　　宣读判决书的也是一位怀孕的女人，从员升任法官不久。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将审理这起命案重任放在了这位最年轻的审判长身上，更为不同寻常的是，安排协助审理如此重案的并不是中院资深的法官，而是两名「陪而不审」的人民陪审员。

　　令人感慨的是，这个案子中轻点朱笔便可以扼杀一个鲜活生命的判官，正是这位即将迎来一个新生命的年轻女人。

　　法庭外等到这一结果的张高发顷刻失声痛哭，捶首顿足，完全崩溃，他躺在地上滚来滚去，不能自已，也无人问津。

　　6 月，浙江省高院决定不公开二审。看守所里被戴上脚镣的张氏叔侄烦躁不安，月光黯淡的午夜，他们时常被充盈梦中的血痕惊醒，嘴里还在喊着「冤枉」。

　　张高发抱着绝望的心四处求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们被介绍到浙江大学法学院一位刑法学教授那里。阮方民是浙江大学法学院的刑法教授，业务水平自不必说，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很多学生都在浙江省公检法系统工作，也许正是看中了这个因素，张高发向阮方民求救。阮方民也是一位兼职律师，他听完案件之后，也感到证据不足，在二审时他为本案作了证据不足的无罪辩护，但是结果并没有扭转有罪认定的局面，张氏叔侄依然被判罪名成立，只是将量刑减轻。张辉的死刑立即执行改为缓期二年执行，张高平的无期徒刑改为 15 年有期徒刑。

　　终审结果稍稍缓解了张家人濒临极限的精神压力，张辉的命算暂时保住了。在缓过来一口气之后，张高发就开始了漫长的申诉过程。人们也逐渐淡忘了这个故事，就像非典一样，王亦文也不再提及这场曾经激荡的职场宏大叙事，直到 2006 年，央视法制频道一期《浙江神探》的节目映入眼帘。

　　2005 年，在张氏叔侄案件终审判决后仅仅一年，杭州又有一名女大学生被奸杀，后来证实该案系一名叫勾海峰的东北人作的案。

　　2002 年，33 岁的勾海峰从东北吉林省汪清县来到杭州谋生。同年 12 月 4 日，勾海峰取得了由杭州市客运出租车管理处核发的《杭州市客运出租车驾驶员服务资格证》（有效期 3 年），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

　　在杭期间，他妻子一直在吉林老家。勾海峰和另一名女子「搭伙」同居。身高 1 米 75 的他性格粗暴，在朋友圈里甚有名气。

　　2005 年 1 月 8 日晚，22 岁的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大四女生吴晶晶考完英语六级后准备回家，19 时许她给父母打电话，说已在回家的车上。

　　据勾海峰交代，案发当晚他将吴晶晶送到家门口附近，两人因车钱起争执，勾海峰动怒，掐住其脖子，将其杀害。事后，他也一度非常惊慌，在杭州城里一圈圈绕着，让自己镇定下来。

　　勾海峰先开车返回到吴晶晶就读的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附近，将能证明吴晶晶身份的证件等物品丢到了树学门口的垃圾箱旁。然后他又拿着吴晶晶的手机，在开车的同时，从多个不同地点拨打电话。

　　此后几天，勾海峰仍然像往常一样正常出车、交，并没有收拾铺盖要潜逃的样子。同事亦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

　　聂海芬带领的侦查人员最终排除了勾海峰吴晶晶的可能。认定勾海峰为造成吴晶晶被遇害的假象，故意吴的衣服，将其抛尸他处——仅仅是在 1 年零 7 个月前，聂海芬领衔的侦查人员，在同样下身赤裸的王冬体内未发现痕迹的情况下，认定张辉成功。

　　勾海峰自己则对媒体表示，搭载吴晶晶当晚 7 时 30 分许，在通过一座大桥时，一辆大车突然左转撞向他的车。他本能地打了左转，吴晶晶吓了一跳，骂他这样开车迟早要被撞死。

　　勾海峰所说的那座跨江大桥，正是 1 年零 7 个月前（2003 年 5 月 19 日凌晨），少女王冬于艮秋立交桥从张高平、张辉叔侄大货车下来，要去的目的地——钱江三桥。

　　冥冥之中的感应，让张高平本能地觉得王冬亦死于勾海峰之手。两者死后的状况几乎雷同，而且当晚他们分手后，王冬也是要打车去钱江三桥。

　　新闻画面呈现，狱警还给勾海峰过了最后一个生日。而张高平想的是，如果真的是勾海峰杀害的王冬，那么在临刑前还给他过生日，这个杀人魔头会不会受感动，把杀了王冬的事也承认了？

　　同样的作案地点、同样的作案手法，这让张高平把王冬的死与其联系起来。越想越怕，越想越像。就在勾海峰死刑执行前的最后几天里，张高平拼命呼喊、报告、哭闹，请求派人去查，说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杀害王冬的凶手。但是，喊叫归喊叫，哭闹归哭闹，管教听了他的怀疑，唯一的感觉就是这人的神经不太正常了。

　　很快勾海峰被执行死刑了，张高平的猜疑没有下文。然而一直让张高平觉得诡异的是，在杭州的看守所里，张高平见得死刑犯多了去了，但是那些自己认罪的，不喊冤的，从判死刑到执行也得个月，而勾海峰这个案子，他提出那么大的疑问，为什么从抓获到执行死刑才三个月时间。当然，还有一点张高平至今也没搞明白，那就是在勾海峰被执行死刑后，本来在杭州监狱服刑的他和张辉被莫名地押送到千里之外的新疆服刑，并且叔侄俩还不在一个监狱，张辉被分配在南疆的库尔勒监狱，张高平则被分在北疆的石河子监狱，两地相隔千里之遥。

　　戈壁滩无人区的长夏似乎没有尽头。枯坐于监区的土坯房中，张高平常向窗外远眺，视线扫过荷枪实弹的，扫过铁丝网，扫向烈日炙烤的大地。

　　他们并没看过《肖申克的救赎》，也没有智慧和能力如境遇雷同的肖申克那样，巧设机关从高墙内的下水管道逃出生天。

　　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即便给了他逃生的机会，在荒无人烟的大漠新疆，他们能有什么办法活着回来？千里戈壁可不是普通人可以轻易穿越的。

　　他们被转到了新疆之后，又等了两年。张高平随身带着一张杭州地图，一有时间就摊开，逢人便讲当年自己的行车路线，说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

　　但这里是距离石河子 500 公里外的戈壁深处，能见到的人，除了厌烦他的管教和，就是和他一样必须出卖苦力改造灵魂的囚犯。

　　那几年，新疆各地的监狱里接纳了一批批从内地调集的重刑犯，尤其是在需要充足劳力完成某项浩大工程之际。

　　「引额济克（乌）」无疑是这些宏伟工程里最为浩大的工程之一。它位于新疆北部，旨在通过埋设数百公里的饮水渠，使额尔齐斯河的河水穿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直达克拉玛依和乌鲁木齐。

　　两年前从 4000 公里外的杭州，被押至石河子服刑，张高平很快投入到这片戈壁无人区的防风固沙作业中。

　　而性格内向的张辉，在南疆的监狱里盘算着自己是否还会活着走出去，张辉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也就意味着两年之内他不再故意犯罪，即可活命，但是要走出这风沙飞舞的大漠回到老家，还没有能进入他的规划。顺利的话，他两年之后才有可能减为无期，无期之后再过两年才有可能减为有期。而减刑也并不是理论上那样的顺理成章。实际上到了 2013 年，张辉在已经服满 10 年刑罚后还有 19 年的刑期未满。

　　张飚，也就是前面说的，介绍张高发来找我的那个检察官，他是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科的驻监检察官，典型的兵团后代，1979 年，全国检察机关恢复重建。1980 年，张飚调入石河子检察院，从此，于中国最基层的检察岗位一直工作到退休。

　　2005 年的一天，早上上班后张飚如往常般赶到几百公里外位于戈壁腹地的监区时，正是一天中最热的午后时分。

　　监区负责人向张飚介绍了服刑人员状态，「有个犯人情况特殊，情绪很不稳定，成天喊冤，顶撞管教，对劳动改造有抵触情绪，影响监狱管理，对其他犯人的改造很不利。」？

　　孤傲而脆弱的「刺头」一见面就给了老检察官一个下马威——他拒绝按照监狱服刑人员的管理流程，主动报告姓名、罪行、刑期、余刑等情况。

　　「不报告就不报告吧。」检察官不仅大度地摆了摆手，还给了桀骜的囚犯一个特殊的礼遇——示意他坐下说话。

　　张高平长久凝固的心理在坐下的瞬间即崩溃了。他又开始诉说重复了无数次的冤屈，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任他痛哭不止，无人打断他。

　　做了 25 年检察官的张飚，见过太多重刑犯的哭冤。而那天，他格外清晰地记得张高平最后的话：「不管你信不信我杭州筋络堂工作室，我相信你，相信法律，总有一天会还给我清白。」。

　　张高平是监狱里最有名的「A 类顽危犯」（顽固危险的罪犯，易逃脱、），需要三个狱警严密监视。

　　他不向狱警「报告」，不背监规条令，不写思想汇报，不唱劳动改造歌，不要减刑，也不参加强制性的劳动——除非有人愿意听他的故事或者答应为他代转申诉材料。

　　他是监狱里写申诉材料最多的人，多到「可以装满一麻袋」。他也是对报纸杂志上的冤假错案最熟的人，熟到可以记住、李久明、杜培武、赵作海入狱、出狱的时间。

　　他坚持伏法但不认罪，劳动改造故意出工不出力。遇到劝说他遵守监规争取减刑的干警，他就有股怨气，称「一写认罪，就心如刀绞，痛不欲生」。

　　首先，除去认罪口供，全部 26 条证据中，唯一一条指向张辉、张高平致人死亡的证据，是一名与张辉同监的犯人的间接证言。其次，有利于张氏叔侄的关键性证据——从死者指甲中提取的一名男性的 DNA，经鉴定排除了系属张辉、张高平的可能，但这份证据却被二审法院莫名其妙地认定「与案件并无关联」。最后，全部证据中，无一条对张辉、张高平不利的证据。

　　张飚将这一情况向领导汇报后，石河子市检察院决定以一级检察机关的名义，正式向浙江省检察院发函，温和地提醒「此案部分疑点」，「希望贵院予以重视」。

　　知道检察院转交了申诉材料给浙江方面，张高平笑了，那是这个「顽危犯」数年高墙生活中最为开心的日子。他的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每次见到狱警和管教，都主动替大家端茶倒水。不过，当积极改造的光荣榜上首次出现了这名「顽危犯」的名字的时候，张高平又不干了。「我干活是自己乐意，凭什么说我改造积极？我没犯罪，谁要你的表扬？」搞得狱警们哭笑不得。

　　张高平的情绪陡落谷底，张飚则面临更为尴尬的处境。作为驻监检察官，他认真听取了服刑人员的申诉，并将之逐级上报，极其艰难地取得了领导和同事的支持。体制内能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

　　他开始害怕去监狱，害怕面对张高平一次次的询问。更要命的是，他们的接触，引起监狱的不满。一次狱情通报会上，有狱警直指张高平仗着检察官「撑腰」，越来越难管教。

　　作为体制内工作的人，如何保持分寸让张飚无所适从，他开始沉默起来，甚至经常半夜失眠，起身独处。老伴害怕他患上了抑郁或者老年痴呆症，敦促他去医院检查。

　　2008 年夏天，他再次到监狱例行巡视，张高平请求见面，汗津津的手里紧紧攥着一本杂志，要他看其中的一篇文章。

　　这是一本 2008 年第 13 期的《与法制》，文章的标题叫「被疑『灭门杀手』终判无罪释放」，署名「章涵」。文章讲述的是另一个离奇故事——「马廷新灭门案」。

　　文中，马廷新告诉该记者，2003 年春节，他在河南鹤壁看守所 1 号监室里，号子里领头的大哥，袁连芳教他写自首书的事情。

　　2004 年的春天，张高平的律师王亦文在浙江为张氏叔侄辩护，我在河南为马廷新辩护。按常人的理解，浙江的经济要比河南发达，司法环境也要好一些。张氏叔侄在杭州所受到的刑讯逼供远远不及河南的马廷新所承担的痛苦。至少他没有因为自己的案子连累父母妻子儿子全被抓。但是结果马廷新却比张氏叔侄幸运。我也比王亦文幸运。法庭上，我历数案件的 27 处疑点，并且深入研究为马廷新案测谎专家的背景，我找到了他曾在国内其他案件中做过错误的判断，向法庭提出质疑。

　　这些艰难的辩护起到了至关作用。5 年间，鹤壁市法院先后两次顶住压力，坚持对马廷新作出无罪判决。2008 年 3 月 29 日，河南省高院终审裁定：准许河南省检察院撤回抗诉，一审无罪判决生效，马廷新沉冤昭雪。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2008 年 4 月 17 日，袁连芳马廷新无罪释放后，河南《东方今报》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被疑「灭门杀手」终判无罪释放》的报道，不久这篇文章又被《与法制》杂志选中，刊登在 2008 年第 13 期。恰巧此时的《与法制》杂志一年前刚开始在新疆监狱系统订阅发行。这篇介绍马廷新案的文章里提到，胁迫马廷新抄「自首书」的证人「大哥」名字叫做袁连芳。张高平惊呆了，文中「证人袁连芳」五个字，像匕首插入张高平的心脏一样，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这个名字曾两次写进他和侄子张辉的判决书里。

　　该报道还原了河南鹤壁浚县 2002 年 5 月发生的一起灭门案被告人马廷新洗冤昭雪的全过程。报道中提到一个名叫「袁连芳」的证人，挑动了张高平、张辉的神经。这与张高平、张辉的「认罪」经历极其相似。在庭审时，张辉坚称自己的认罪材料是看守所里一个牢头狱霸、进而逼他抄的。直到拿到判决书，他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逼诱他抄写认罪材料的人，也叫「袁连芳」。

　　张氏叔侄案的一审判决书上也记载：张辉的同室犯人袁连芳书面证言证实，张辉在拱墅看守所关押期间神态自若地向他详述了杀人的经历。这一证言被法院采信，成为两被告人口供之外，整案中唯一直指张辉杀人的证言。

　　这样的巧合太过蹊跷。如果两个袁连芳是同一人，既然在马廷新案中作伪证，那么也有在张氏叔侄案中作伪证的可能。

　　几乎与此同时，远在南疆服刑的张辉也看到了这份杂志，文章里的袁连芳让他倒吸一口凉气。难道河南这个逼迫马廷新认罪的人和杭州那个逼迫自己认罪的袁连芳是一个人？毕竟这是发生在两个省的案子，而且时间上也差不多。

　　张高平撕下那篇报道，狂喊起来，专责监视他的三名特警听见狂叫，围拢过来。他们很难理解这个「著名」的「顽危犯」内心发生了什么！

　　情况再次反映到张飚那里，仔细看完张高平拿来的文章，张飚紧紧锁住的眉头慢慢松弛下来。这也太巧了吧，张飚在心里说。

　　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科立即召开了碰头会。科长魏刚要求立即通过公安系统的户籍信息排查「袁连芳」；张飚提出向杭州方面调阅袁连芳的原始案卷材料及其羁押情况，同时向河南浚县检察院发函，请他们协查马廷新案中的「袁连芳」。

　　最先传来的是公安系统的户籍信息。在公安系统录入的全国登记人口中，符合「浙江省杭州籍」「男性」「有犯罪记录」的「袁连芳」仅有一人。

　　接着，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寄来了袁连芳贩秽物品案的相关材料和身份信息，与公安系统登记信息一致。

　　但杭州方面的材料仅包含袁在拱墅区看守所的服刑情况，未提及袁是否曾调往外省服刑，无法判断相继出现在浙江、河南的袁连芳是否是同一人。

　　为了进一步确定两个「袁连芳」是否系同一人，张飚还把多个人物混在一起的大头照寄往河南浚县检察院，请求他们根据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发出的协查函找到马廷新进行辨认。结果马廷新从一堆大头照中，一眼就认出了袁连芳的照片，「他烧成灰我也认识」。于是河南方面的电话回复是「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但事关重大，调查材料不能给你们，但可以告诉你，两个『袁连芳』是同一人」。

　　这样的调查结果让石河子检察院感到张氏叔侄的案子疑点极大，按照程序他们只能向浙江方面寄送相关材料。

　　3 年中，他们 5 次将张高平的申诉材料和检察机关的调查笔录，连同检察院对案件众多疑点的意见，寄往 4000 公里之外的浙江。

　　时间到了 2010 年的秋天，张飚已经有 59 岁高龄。到了下个春天，他就要退休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有了从检以来第一次以私人名义展开的公务活动。之前有一次在单位翻报纸，张飚偶然看到了一篇对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的专访，这次，他舍弃了以往以单位名义发出的公函，给检察长陈云龙发去了一份充满「感彩」的私人信件（「我是新疆石河子检察院一名老检察官，从事检察职业 30 年，明年就要退休了。退休之前，我想向您反映一件事……」！

　　收到来信的陈云龙，指示浙江省检察院控告申诉处负责人回电张飚：来信收到，材料已按程序转交浙江省高院等相关部门。

　　起初的一两分钟里，双方的交流还算平和顺畅。很快，监所科科长魏刚看见张飚脖子的青筋忽然间粗了起来，他一把抢过了话筒，电话里传来一个女声在说：「不要说了，我们浙江从来没出过冤案。」！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就是你们那里出的。」科长魏刚毫不客气地挂掉了电线 年，张高平和张辉在那本杂志里发现了袁连芳的蛛丝马迹后，他们一方面向监狱反映，另一方面也向家人写信提及了此案和我的情况。

　　事实上，张飚在 2008 年就对张高发说：「你弟弟和儿子是冤案，不能放弃，砸锅卖铁也要坚持下去。」他建议去找「朱明勇律师」，说「他是你们家最后的希望」。在检察官张飚看来，找到我，无疑是解开张氏叔侄案的一把钥匙。

　　2008 年的北京，律师的工作早已经进入网络化时代了，常年奔波在外的我几乎很少回到办公室。早就抛弃了传统的电话信件往来的我基本上都靠网络联络工作。这也让不会上网的张高发在北京找我变得特别困难。那个午夜他从北京找到了郑州，见到我的时候，已经是张飚建议他们找我的两年之后。

　　这七年间，他卖掉了张高平叔侄心爱的重卡，还清了家庭债务，瞒着狱中的弟弟、儿子，为哭瞎了眼睛的母亲送终，还独自抚养张高平的一对女儿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

　　这个农民血液里同样流着倔强的基因，最初的几年里，他经常往返于安徽、浙江、北京，一路，一路找律师，散尽了出事前多年积蓄——颇为乡邻艳羡的数十万家财。

　　他甚至带上了一对侄女，在国家信访局附近的地下旅社住了一周。每人每天 5 元钱，没有单独的床，一块床板上，男女老幼蝉蛹般团挤于一起。

　　此间若干年，申诉途中的张高发寻找律师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但是这位老人在见到我时已经无异于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那一晚，他弯着腰，驼着背，挑着一条火腿在郑州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是 2010 年的 11 月。那一晚他除了带来材料还特意强调是检察官张飚让他们来找我的。

　　随后，我与张飚联系上，了解一些张高平那里的情况，也及时与他沟通一下我们申诉的进展。转眼到了 2011 年，我接手这起案件已经几个月了，依然进展缓慢，或者说根本没有进展。

　　我们首先从原来的律师那里调来了本案的全部一二审卷宗，收集了张高平和张辉二人分别写给家人的信件。与新疆的检察官和原来的承办律师沟通。在漫无边际的线索中寻找突破。

　　转眼到了 2011 年，又是一个春天的来临，我们的工作团队经过细致的分析研讨和准备，将此案纳入 2011 年的攻坚计划。

　　第一步就是我亲自前往杭州，到浙江高院查询张家七年来申诉的进展。然而，当我听到浙江高院申诉庭的法官告诉我，电脑里根本没有这个案子的申诉资料时，我崩溃了。

　　因为张高发告诉我，此前他连续七年，几乎每个月都要到杭州申诉，但是今天我才知道杭州筋络堂工作室，原来他们七年来的奔波在法院的申诉通道中尚未入门，也就是说七年来他艰难的申诉记录为零。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问道为什么多年坚持申诉的案子，居然没有记录！申诉庭的法官告诉我说，这个案子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无罪，谁也不敢决定受理申诉。听到这样的逻辑我心中充满怒火，但是我还是冷静地告诉他们，那我今天就算是第一次来申诉，你按照法定的程序马上给我办理登记，有没有结果或者什么样的结果我不管，但是你必须给我录入计算机系统。说完我现场写了一份申诉状，填了一张《信访登记表》，盯着他们将此案录入计算机。

　　走出申诉庭，我和张高发坐在浙江高院大门前的石凳上，一言不发，张高发甚至还没有明白七年来他的申诉重归起点的意义。我也不想向他解释，看着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我让他回安徽去，等着我们的消息。

　　办完申诉登记的第二天，2011 年 3 月 9 日，我在微博里这样写道：昨天在浙江省高院查询一起安徽当事人已经申诉了七年的案件，到立案庭发现居然电脑里没有记录，于是立即填写一个表补录进电脑。但是接待法官很清楚这个案子，具体案情都知道，但是他们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要当事人证明自己没有杀人。公安机关都证明不了当事人杀人，却要当事人证明自己没有杀人。

　　考虑到与接待窗口法官已经没有可能通过对话说服他们立案再审。先让当事人回去，过后再继续努力，逐步揭开一起差点灭掉两个无辜性命的重大冤案。本案堪称浙江最大的冤案，当然在全国也可以算得上，除了人命保住了以外，一切都可以用绝对震撼来表示。

　　刑事案件本就风险大、收费低，而代理这样的申诉案件几乎就是自讨苦吃，在杭州申诉期间，一些在当地工作的同学还问我，代理这样的案子不累吗，我饭后发了一条调侃的微博：浙江的同学席间笑谈我抢案子都抢到他们地盘了，他们哪里知道这些案子有的连差旅费都付不起，哪里是他们本土精英看得上的啊。多年不见，那几位当年一起骑着 30 元的二手破自行车在外讲课，现如今居然个个都是博士教授了，而我还在「流窜」全国「作案」，人老色衰，真是惭愧啊。

　　四天之后，我在微博上开始披露这个案情：快报 1 2004 年杭州市发生一起命案，公安机关破案无能，刑讯逼供，并运用卑鄙伎俩逼当事人认罪。一审时两被告人翻供，在法庭揭露，居然被判死刑。二审时浙江高院发现此案为假案，但是却改为死缓，不敢判无罪。两被告被投送新疆服刑，在新疆七年来两人天天申诉，拒绝劳动改造，拒绝减刑。

　　快报 2 新疆检察院驻监狱检察室对此案当事人的行为极为重视，经过慎重调查，发现此案有重大疑问，遂向浙江省检察院发函建议抗诉，几年来浙江省检察院并未抗诉，浙江高院在收到当事人家属申诉后，至今未做任何处理，不仅没有立案再审，甚至连多年前的申诉资料也没有输入系统，也没有裁定驳回申诉。

　　快报 3 前天我随当事人父亲到浙江省高院查询申诉情况，才得知浙江高院根本没有考虑本案再审，理由是当事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没有杀人，并要求律师在七年之后去调取案发仅一个月后公安机关就没能调取的录像证据。而原审律师电话查询时得知总是正在审查中。

　　快报 4 浙江高院法官还说，本案死者不能像赵作海案那样会「复活」了，要是真凶出现就好办了，现在找不到真凶，谁敢放人。还反问我说你要是领导，你敢吗？我无语。

　　快报 5 当事人父亲到浙江省检察院问询，被告知：没判你儿子死刑，你还搞什么搞，知足了吧。当事人父亲，一个老农民，连个申诉登记表都不会填，在浙江高院门口老泪纵横，两名当事人一个是他儿子，另一个是他弟弟。本案已经有确凿证据可以排除两人作案可能，但是放了没人顶罪，命案又变成没破。

　　快报 6 说当事人，但是没有查到两个当事人任何一人的成分；说后杀人，没有两当事人的任何一人现场脚印、指纹等痕迹；最终最有力的证据是在死者的十个指甲里发现八个指甲里有一个男人的 DNA 成分。但是鉴定的结果是该 DNA 成分与两被告人无关。

　　快报 7 当事人在服刑时听新闻说杭州同一地段又发生了同样手段的杀人案，激动不已，认为可能是同一人所为，但是反映此情况后如石沉大海。再次抗拒执行被关禁闭。

　　快报 8 当事人请求杭州公安机关查询其进入和离开杭州的时间，以便排除其有作案时间，公安机关说查不到，但是杭州公安机关居然查到了当事人到达上海的时间杭州抓龙筋调理。当事人又请求公安机关做侦查实验，看能否在一定时间里完成开车掉头、、杀人、抛尸、洗车等过程，没人理会。

　　快报 9 本案我已经接手几个月了，一直在研究相关资料，我通过证据和各种资料反复判断，与原审律师沟通并与新疆检察官沟通后内心已经确信绝对是一起惊天冤案的时候我才决定逐步予以揭示，我计划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揭穿此案。之所以要用这么久的时间，因为我所说的其实是本案中最不重要的部分。

　　快报 10 我将运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来展示本案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还将第一次向世人揭露全新的「侦查圈套」。

　　后续的申诉工作紧张而又有序地进行，我们每个月去一趟杭州，分别联系检察院和法院，督促案件进展。

　　「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有关张辉、张高平的案件，只能拜托你了。申诉很难，你千万别放弃。每到深夜，想起张高平哭诉被刑讯逼供的情景，我就整夜难以入眠。」？

　　这条包含情感和无奈的短信让我陷入了沉思，我并没有及时回复这条短信，我在想，这位检察官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因为，在我的字典里，常年与各地的检察官打交道，对于一起申诉案件，大都会像避瘟神一样躲着，而这位检察官居然会对一位申冤的犯如此用心，不能不说这条短信触动了我内心的柔软，也坚定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心。

　　但是，又是半年过去，现实的司法状况让我们深知通过这样的日常申诉工作想要将一个判了死刑（缓期执行）的案子全盘否定无异于痴人说梦。

　　2011 年的夏季，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在开展颇具新意的「案件评查工作」，他们邀请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对历史上的陈年老案翻出来分组评查，我也在应邀之列。对这项创举感兴趣的《东方早报》派出记者来郑州采访，我的一位师弟介绍了他们报社的一位年轻记者来找我采访相关情况。

　　正是在这次案件评查工作中，我偶然看到了「赵作海案件」的案卷，当时赵作海案件已经平反，我看到案卷中赵作海的九次有罪供述和他即便在开庭时也认罪的态度，我想象到了张高平在申诉材料里写到的各种「刑讯逼供」。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的重点并不在于河南的案件评查工作，我决定顺便给这位新见面的记者讲一个传奇的神话故事，故事的主题叫做「神秘的专职证人」，我希望这样的传奇能带来他更大的兴趣。

　　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在中国特色的司法背景下，我始终认为我们必须要争取一切可以发声的机会为我们的当事人说话，我们的战场不仅仅在法庭，还在任何一个可以喊出冤情和呼唤正义的地方。

　　案子到了这个时候，通过媒体披露袁连芳这个神秘的「专职证人」是我工作的重要一步，通过挖出袁连芳这个神秘人物才会引起人们对这个案件的关注。而此时的袁连芳在河南作证的案子，被告人马廷新经过河南省检察院的两次抗诉四次审理已经无罪释放，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条件。将这两起案件联系起来也许就有可能动摇浙江高院的张氏叔侄案的判决。而张氏叔侄案件的证据条件比马廷新案件更为不靠谱。

　　当年的鲍志恒刚从《东方早报》北京记者站调回上海，还未正式涉猎政法报道，亦无重大案件的报道经验。况且，我已经将线索给了几位资深的深度调查记者，但是他们都还没能理出头绪，这个看着像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小伙子行吗？

　　当时我的团队不仅在代理张氏叔侄案，同时也在开始启动对聂树斌案的关注。在与鲍志恒的交谈中，我看到了他的犹豫。「我们救不了一个死去的聂树斌，还不能努力救救活着的张辉、张高平？」我试图用各种方法说服这位年轻的记者。

　　没有想到的是，刚回到上海的鲍志恒就打来电话说选题通过了，而且报社还非常支持。他还说希望能和我们一起前往新疆采访。的确，这样的决定出乎我的意料。

　　前往新疆采访，张飚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源，我们试着联系张飚，他却一口回绝。「案子申诉成功之前，我不能接受媒体采访。」。

　　鲍志恒说：「没关系，我不只是一个记者，也是朱律师的朋友，就算不做报道，也想了解一下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如果他再次回绝，我们不确定是否还能继续下去——他是可以采访的核心信息源。幸运的是，当张飚听闻记者是我的朋友时，他没有再次拒绝。最后，他甚至邀请记者适时去新疆面谈——显然此时的张飚已经意识到，当体制内的程序走到山穷水尽，媒体的介入或许是张氏叔侄冤案得以解决的唯一机会。

　　张高平和张辉叔侄俩一个在北疆的石河子，一个在南疆的库尔勒，相距上千里。为了赶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调查，亲自听一听这两位当事人自己口述的冤情，我们决定一定要见到他们本人。尽管条件艰苦，张家人也没有可能陪同前往，我也没有告诉张高发具体的行程。

　　我安排团队的一名律师前往新疆，会见当事人，接触检察院。安排另一名律师前往杭州，继续督促再审。《东方早报》也决定增派记者协助。我则坐镇北京协调几个区域的工作进度。

　　我们的工作团队高速运转着，经反复探讨后，我们一致认为，这个案件的突破口就在于「证人」袁连芳，突破他，这个案子就会出现转机。所以，接下来的工作就是首先揭开这个「专职证人」神秘的面纱。

　　我在北京的办公室拿出媒体联络通信本，挨个地向我的记者朋友们讲述即将有一个劲爆的故事出现，希望能与他们分享。

　　很快，除了《东方早报》外，还有《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潇湘晨报》《成都商报》《与法制》《法制晚报》《新京报》《大河报》《羊城晚报》等媒体表示了高度的兴趣。

　　2011 年的金秋十月，攻坚时刻来临，我将专案办公室移至西子湖畔的半山坡上，一座掩映在秋叶枫林中的幽静客栈，我的平冤专案组拉开了一场大戏的序幕。

　　调查分为公开和秘密两线推进，我们以已经「暴露」的《东方早报》记者打前锋，其他记者暂时不暴露身份，我们担心这种案件的调查一旦被有关单位知道很有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将已经调查的报道取消。这样做是考虑到假如某一家媒体被公关了，我们还有没有暴露的媒体也已经完成了调查工作。只要不是中央级别的新闻管制，就不怕消息屏蔽。

　　官方的调查由《东方早报》记者鲍志恒出面进行，显得更为年轻的《南方周末》记者刘长则假扮《东方早报》记者的实习生陪同调查。其他媒体记者兵分几路各自开展工作。我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即便挖地三尺，也要找到袁连芳这个神秘的「专职证人」。

　　袁连芳，1962 年生于杭州，父母均为工人。兄弟五人中，他排行老末，从小由姑姑带大。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杭州市下城区商业局下辖的国企——杭州武林浴室工作，从锅炉工一路干到公司骨干。之后，他成为下城区某粮油站的副站长，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履历。

　　早年，他曾与一位医院结婚。离婚后与莫建芬相识，两人一起生活了近 10 年，一直未正式登记。

　　2001 年 1 月 12 日，位于杭州市湖墅南路的浙江省广电市场和往常一样喧闹，中区 35 号摊位前亦人头攒动，摊主正是袁连芳。两年前，他和女友莫建芬租下这里，经营电子器材生意和甜蜜的二人世界。后来看着秽碟片利润很大，袁连芳开始和女友贩卖起淫秽碟片。

　　好运不长，那天刚一出手，袁连芳就被擒获。从他的摊位、仓库和住处搜出的碟片共计 3600 余张，其中 3474 张被鉴定为淫秽碟片。

　　莫建芬被送往浙江省女子监狱服刑，直到刑期届满。袁连芳则没去监狱，一直在拱墅区看守所「留所服刑」。

　　莫建芬的哥哥是一名汽修工，时常为当地警方维修车辆。一次去看守所探视时，他无意间说起「留所服刑」的事，袁连芳记在了心里。

　　「要留所，就必须为公安办事。」审讯他的方警长看起来很欣赏袁连芳的「口才」。袁不但能说会道，头脑灵活，还会讨好管教。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随机和偶然。远在浙江的袁连芳自己也不会想到会被选中「到外地执行特殊任务」，但他确实莫可名状地被选中了。很快，专人护送下，袁连芳横跨几省被调派到河南鹤壁的看守所，安插在「不老实交代杀人罪行」的犯罪嫌疑人马廷新身边。

　　袁连芳做了什么，在马廷新案里讲了许多，这里就不再多说，2003 年 4 月 8 日，袁连芳顺利完成在河南的任务，「搞定」了马廷新，帮助河南的公安拿到了马廷新的认罪笔录和「亲笔」书写的「自首书」，之后踏雪无痕，他的名字也从鹤壁市看守所羁押人员档案中自然消失。此次出马，袁连芳抢下头功。此事在杭州中院的法律文书中得到确认，杭州中院裁定给他减刑一年半。

　　几乎与对付马廷新一模一样，很快袁连芳又「搞定」了张辉。如同翻版，在协助浙江公安拿到张辉认罪的笔录和「自首书」之后，袁连芳与同在马廷新一案中模版一样地写下了有关张辉「神态自若」讲述杀人经过的证言。

　　此番辛苦，袁连芳再立一功。2004 年 8 月，杭州中院再次裁定袁连芳减刑，并称：袁在服刑期间，认罪服判，认真遵守监规……服从分配，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完成生产任务，多次调派「外地」协助公安机关「工作」，完成任务成绩显著，准予减刑 10 个月。

　　出狱后的袁连芳消失了，他与女友莫建芬断绝了来往，并卖掉了入狱前二人置办的房产，偿还了债务，一个人租房过着隐居般的生活。

　　在这期间：《东方早报》的记者鲍志恒在杭州中院采访袁连芳立功减刑问题时被警告，如果敢报道此案将「走不出杭州」。《南方周末》记者刘长的报道引来对报社的问责。

　　《南方人物周刊》的女记者赵佳月曾深入袁连芳租住的小区被其发现，并第一时间报告到他的警方「专管员」。

　　虽然有许多阻碍，这些阻碍、和风险并没有中断我们的调查，袁连芳的老底子一点点被挖掘出来。2011 年 11 月 21 日《东方早报》破例在同一天的报纸里连发两篇专题深度报道《跨省作证的神秘囚犯》和《一桩没有物证和人证的奸杀案》掀起第一轮。不久《南方周末》接着爆出专业性极强的雄文《狱侦耳目》，再度引爆世人眼球。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东方早报》的报道引起了杭州市公安局领导的重视，当即决定重新比对王冬指甲里残留的 DNA 成分，成为此案日后翻盘的重要一环。

　　2006 年，中央电视台一期栏目的名字叫做《无懈可击》，讲述的正是杭州女神探破获张氏叔侄案的故事。

　　报道说，她是杭州市公安局最有名的「预审专家」，面对形形色色的嫌犯，几乎没有她突破不了的心理防线。

　　她成名已久，不仅受聘担任杭州市警校兼职教官，还自编教材，向新人「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多年的预审经验。

　　2006 年 3 月 3 日，张辉、张高平二审判决后 1 年零 4 个月，中央电视台《浙江神探》节目播出前 1 个月，这位「神探」成为 1960 年以来唯一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女民警。

　　「我的座右铭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谢谢。」镁光灯闪烁那一刻，她朝着镜头露出甜美的酒窝。

　　杭州当地党报如是报道描述：若非是置身颁奖现场，记者很难相信，这个有着一双亲切笑眼、一对甜美酒窝的窈窕女性，就是传说中那个专与死囚对话的现代女「提刑」。

　　报道称，在 21 世纪初的五年里，她牵头主办的重特大案件达 350 余起，准确率达到 100%，经她审核把关的重特大恶性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

　　2011 年 11 月 22 日，《东方早报》刊载的《跨省作证的神秘囚犯》和《一桩没有物证和人证的奸杀案》横空出世，震惊了整个浙江公检法。

　　报道刊出的第二天，杭州市公安局立即将王冬指甲中残留的 DNA 样本重新取出，在警方数据库中比对。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结果令人惊骇：王冬 8 个指甲末端擦拭滤纸上分离出来的一名男性 DNA 分型，与勾海峰 DNA 分型七个位点存在吻合。而这个时候，勾海峰已经被枪决了八年！

　　杭州市公安局的领导们面对这样的结果，谁也不敢表态，谁也不敢离开实验室。最终他们决定连夜将样本送物证鉴定中心重新比对、鉴定。

　　12 月 6 日，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物证鉴定查询比对报告》：经查询比对，从王冬指甲中提取的 DNA 检出的混合 STR 分型中包含有勾海峰的 STR 分型。「上述鉴定意见具有科学依据，符合客观性要求。」？

　　即便这样，相信这样的结果本身也是令人纠结的。于是他们再次派出领导前往，找到鉴定专家，亲自求证在保存 10 年的王冬指甲中分离出的男性 DNA 分型是否存在被污染的可能性。专家回答：不可能！

　　报道出来后，我们感到一阵轻松杭州抓龙筋工作室，起码这个案子的问题已经暴露，谁也不敢再轻易遮掩。这对于一起已经申诉了九年的案子我们保持了谨慎的乐观，例行的申诉工作还在继续，我们寄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能够促进申诉再审的进展。

　　没想到，《东方早报》的报道在浙江政法系统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但是轰动过后又很快平静下来，没有人敢做出决定启动这个案件的再审。

　　《东方早报》的两篇文章报道之后，《南方周末》一篇极具色彩的名为《狱侦耳目》在 18 天之后的 2011 年 12 月 9 日横空出世。该文的出世虽然确实惊到了世人的眼球，同时也惊动了。

　　对记者在这篇文章里提及的「狱内侦查」「耳目」等字眼颇为重视，认为这是公安机关的工作秘密。要求《南方周末》解释清楚是否存在泄密问题。好在年轻的记者在写这篇文章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而这些所谓的敏感内容的出处又全部是公开的出版书籍和学术期刊。当记者按照学术论文的规范将这些内容标注给他们时才算化解危机。

　　2012 年 2 月，浙江省政法委专案组远赴新疆，听取张辉、张高平的申诉，浙江省高院立案复查。

　　2013 年 2 月，浙江省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案件提起再审；除夕那天张高发收到再审通知。其后我再赴杭州，商讨庭审事宜。

　　张高平在最后陈述时毫无预兆地面向审判席发表了一段极其高大上的演说：你们是官、大检察官，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官、大检察官，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障和制度的完善，他们也可能像我们一样，蒙受冤狱，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2013 年 3 月 26 日 10 时，浙江省高院再审宣判，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浙江省高院副院长俞新尧向他们鞠躬致歉。

　　2013 年 3 月 26 日 11 时许，走出高墙的张高平高喊「我们清白了！」一旁的张辉，满眼噙泪。

　　马廷新出狱后性情大变，木讷寡言，守着妻儿过着平静的生活。从电视报纸上获知张氏叔侄的故事后，他曾托我捎话，邀请张辉、张高平赴河南一叙，共话遭袁连芳陷害的艰难岁月。

　　「耳目」袁连芳独自租住在杭州胜利河美食街一个 10 平方米的房间里，中风偏瘫，病痛缠身，几乎足不出户，形同自囚。他向一位同吃同住半个月的记者袒露心声：「我现在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坐牢等死……外面发生什么和我没有关系，也没有人理我了。我曾经帮过的那些人，都不管我了……我很想说当年的事，但现在不能说……没什么好怨的，路是自己走的，没有希望，没有过去。」！

　　「女神探」聂海芬在媒体的追问下，浙江省政法委几度表示要追查责任，但是在 2015 年媒体曝出其将要晋升警监的消息，追责不了了之，晋升不得而知。

　　张飚已退休两年，荣获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模范检察官」「最美检察官」「全国法治人物」「模范党员」「先进工作者」等称号，还和魏刚、高晨一起荣立了二等功，当年指责他为顽危犯「撑腰」的狱警，正在学习他的先进事迹报告。全国的冤假错案当事人纷纷赶赴新疆找他申冤，石河子检察院又将其请回来并分配了一间办公室接待来访。

　　记者鲍志恒担纲了最具影响力的新媒体「澎湃新闻」的法治报道部主任，仅仅一年，其主持报道的一起又一起冤案得以平反。

　　在这个案件中有过交集的朋友们也在偶尔的茶叙中会聊到，这个堪称的故事背后的主旨，显然还不能说就是法治的进步与英雄般的救赎。事实上，更多的故事并不能写在纸上，我们似乎都认可，张氏叔侄在十年炼狱之后得以平冤恰恰是一连串的巧合，拯救冤狱，凭借的不仅仅是法律的权威，有时候，可能还需要宿命般的巧合。复盘这个十年冤案，也许我们更能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申冤者正在路上。杭州筋络堂工作室